执政党如何防止腐败变质的问题，我党最早是由毛泽东提出来的。1945年7月在延安，黄炎培问毛泽东，中共能否跳出“其兴也勃焉”、“其亡也忽焉”的“周期率”，毛泽东信心十足地回答：“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，我们能跳出‘周期率（律）’，这条新路，就是民主。”毛泽东对黄炎培的回答，富有远见地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建设指明了方向。这件事也推动了毛泽东对反腐倡廉问题的思考，形成了跳出历史“周期率（律）”的基本思路。
（一）整党整风。纯洁党的组织。新中国建立后，中国共产党成为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。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，毛泽东把整党整风方式由党的建设领域推广到廉政建设领域，其主旨之一就是解决党政机关中的腐败问题。特别是大张旗鼓、雷厉风行地开展了“三反”运动，表现了毛泽东惩治腐败分子的坚强决心和巨大魄力。到1954年春，在总数650多万的党员中，共有41万人被开除出党或被劝告退党。既纯洁了党的组织，有效地清除了腐败变质现象，又提高了广大党员的觉悟程度，明确了做一名党员的标准，密切了党群关系，增强了党的战斗力。
（二）民主治腐。实行人民监督。1945年，毛泽东告诉黄炎培，摆脱腐败的新路是人民民主，“只有人人起来负责，才不会人亡政息。”如果出现了腐败，也要充分走群众路线，以民主的力量治腐。这体现了民主政治与廉洁政治相统一的思想。建国以后，毛泽东按照民主的思路来治党治国。首先是党内监督。严密党的组织生活制度，强化专门的机关，成立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各级党的监察委员会。把党内监督落实到实处。其次是群众监督。加强群众对党和党员的监督，使党更加接近群众，锻炼党成为群众的党。因此要搞好监督，就必须扩大民主，敞开大门让群众监督党。最后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。“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消除这些毛病。这样的内外夹攻，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，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。”执政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能接受监督，还主动号召公开批评自身的缺点和错误，这一行动本身就说明了共产党的无私无畏、廉政为民、充满信心、坚强有力。
（三）清正廉洁。领袖率先垂范。建国初期的毛泽东虽身居高位，但头脑清醒，以身作则，一身正气，堪称楷模。60年代初期，为克服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，毛泽东和全国人民一道艰苦奋斗，共渡难关。他曾几个月不吃肉，青黄不接时只吃菠菜，少吃粮食。一件衣服，他补了又补。对自己的子女要求很严格，不搞特殊化，对于自己家乡的基层党员干部利用公款吃喝、挥霍浪费的腐败现象，一经发现就立即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。正是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人的率先垂范，才使得党和政府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号召力。所以当时的党风好，社会风气淳正。带领全国人民一道终于战胜了困难和挫折，迎来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。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，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反腐倡廉思想，根据历史的经验和新时期的特点，提出了一系列论断和思想观点，充分体现了其独特的创造性。
（一）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反腐倡廉。邓小平认为，只有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进行反腐倡廉，我们才会有强大的物质基础，才能更好地巩固执政党的地位，反腐败斗争是“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保证。”“经济建设是我们的大局，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。”如果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，反腐败斗争就会失去其服务对象和真正的意义。
（二）反腐倡廉既要依靠群众又不要搞政治运动。邓小平指出：“打击经济犯罪活动，我们说不搞运动，但是我们一定要说，这是一个长期的经常的斗争。”这是因为，第一，反腐败斗争是要确保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的正常开展，而政治运动一旦发动起来声势浩大，势必干扰经济工作的正常进行，影响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。第二，反腐败是长期的经常的斗争，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，搞一次政治运动就可以解决。“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腐败。”“反对腐败，打击经济犯罪是一项长期的经常的工作，至少伴随到实现四个现代化那一天。”第三，搞政治运动可能导致扩大化的后果，造成冤假错案，产生一些消极的不良后果。总之，邓小平正确处理了依靠群众和不搞政治运动的辩证关系，使反腐败斗争在正确轨道上健康发展。
（三）党风廉政建设要靠教育，更要靠法制。邓小平指出，党风和腐败问题，“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，一个是教育，一个是法律。”惩治腐败，思想教育是重要的，道德约束也是不可缺少的，但是教育也不是万能的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邓小平指出：“搞廉政建设靠法制，搞法制靠得住些。”克服特权现象，“要解决思想问题，也要解决制度问题。”
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。把党的建设提高到新时期的一项伟大工程的历史高度，继续抓紧抓好党风廉政建设，进行了一系列开拓性的实践创新。
（一）把反腐败斗争提高到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政治斗争的历史高度。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“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”这一科学的历史命题。指出“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，警钟长鸣。”他深刻地分析了反腐败斗争的形势，进而指出“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，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。”
（二）标本兼治，抓好教育、法制、监督三个环节。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：“坚持标本兼治，教育是基础，法制是保证，监督是关键。通过深化改革，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。”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，也是迄今为止对这个问题的最完整的论述。开展反腐败斗争既要治标，更要治本，由表及里，才能取得理想成效。要做到这一点，“教育是基础”，“法制是保证”。江泽民还特别注重将监督作为反对腐败的关键，再次重申党员干部要“自觉接受监督”，同时强调要“深化改革，完善监督机制，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。”抓住监督这个关键，腐败现象就会最大限度地消灭在萌芽状态。三者环环相扣，互相配合，就能构成一套遏制腐败、消除腐败的机制。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。
（三）从严治党，从严治腐，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。1998年1月江泽民在中纪委第二次会议上再次强调：“把从严治党的方针切实实行起来，切实贯彻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去。”再次体现了党中央从严治腐的决心。江泽民说，要从严，首先是对领导干部要从严。一个执政党如果管不好，管不住领导干部，后患无穷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为此，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务必带头讲学习、讲政治、讲正气，真正做到自重、自省、自警、自励。对那些明显不合格又屡教不改的党员，要坚决清除出党。8年多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，全党正在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，继续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，努力把反腐倡廉提高到新的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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